【国际文化】周加李:从四个维度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全面升级

/2020-05-14/
原标题:【国际文化】周加李:从四个维度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全面升级作者系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讲师关键词:中华文化;文化传播;走出去;走进去内容提要中华... ...

原标题:【国际文化】周加李:从四个维度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全面升级

作者系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讲师

关键词:中华文化;文化传播;走出去;走进去

内容提要

中华文化“走出去”已取得众多阶段性成果,仍需解决“走进去”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走进哪里去、什么走进去、如何走进去以及谁来走进去四个维度,探讨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四种可能的升级。走进去的目的地从不同对象国升级为不同语言文化区,走进去的内容从呈现性的中华文化升级为中华文化内核,走进去的路径由文化传播升级为全球知识管理,走进去的关键人才从模糊主体升级为双文化知识人枢纽人才,这些升级将有效地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效果。

中国领导人在2018年8月21日至22日举行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化走出去蔚为壮观。随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中华文化走出去已形成国家统筹、部委协调、全民参与的态势。目前,实现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飞跃,是当务之急。本文试图参照中华文化向外传递的历史从目标区域——走进哪里去、内容战略——什么走进去、实现路径——怎么走进去和关键人才——谁走进去几个角度抛砖引玉。   

1走进哪里去:从对象国向语言文化区升级

中华文化走出去目前比较大的惯性在于,作为国家意向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指的是从中国分别走向外国,中华文化跨越的是国家边界,遵循的是国别文化传播的模式。而国家边界是一个国际政治概念,不是文化概念。在国际政治语境下,以中国作为出发点探讨文化走出去,不可避免会被对象国以国际政治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来衡量“走出去”的动机,引发其利益警觉,甚至被下意识抵触,不利于弘扬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

全球范围内,文化边界并不全是国界。对于幅员集中的单一民族国家,其文化边界就是国家边界,如“日本文化”。但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疆域、超多人口、超长历史的文明大国,文化边界就超越了国家边界,甚至超越了语言边界,是一种基于文化共通性的心理边界。

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将中华文化的“出”与“进”都归位于文化区域、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活动,让中华文化真正走出中华文化区,走进其他文化区,可以回避国家间利益冲突,为实现走“走出去”到“走进去”的飞跃而进行战略性区域划分。

对于划分世界文化区域,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给出过不同的答案。早在19世纪,博物馆策展人就用文化区这个概念来策划展览,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和阿尔弗雷德·克罗伯最早用文化区来指较长时间持续稳定的文化类别。按照不同地理位置、语言谱系、宗教信仰等,文化区可以有不同的划分,在这个参照系下,中华文化属于东方文化中的基于汉字的儒家文化区。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者罗纳德·因格哈特和德国吕内堡鲁芬纳大学政治学家克里斯蒂安·韦尔泽尔长期跟踪世界价值观调研项目,根据价值观的倾向绘制全球文化地图,将世界文化分为非洲、伊斯兰、拉丁美洲等9大区域。在这个分类体系中,中华文化与日、韩文化同属儒家文化,只是其中日本比中国更加强调精确度和准确性。

日本语言学家龟井孝试图寻找一个描述古代东亚共同使用汉字地区的术语,于是借鉴德语“Kulturkreis”译成“文化圈”,此概念由德国民族学家利奥·维克多·弗罗贝尼乌斯最早提出,并由同为民族学家的弗里茨·格雷布内尔进行系统的学理提升。后人据此分出伊斯兰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东欧文化圈等,中华文化在此属于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在内的汉字文化圈中的主要部分。

就中华文化走出去,综合以上文化区域的划分思路,笔者认为,走出去的出发点应该是汉字文化区的核心——中华文化,走进去的目的地应以当今世界主要使用的语言为区域划分标准,从国别“走出去”升级为语别“走进去”,即以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俄语、德语等大语种文化区为目标。

除了早期《马可波罗游记》开创的西方对中国的游记介绍,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具有严肃的学术意义的东学西渐,或者说中华文化走出去,是由耶稣会的传教士们陆续开展的。张西平教授研究表明,“来华耶稣会士沟通中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他们开始第一次用欧洲的语言将中国的古代文化经典翻译出来”。事实上,他们进行的工作恰恰实现了中华文化从汉字文化区向拉丁语文化区的语别传递。

随着19世纪英国的殖民扩张,英语逐渐替代拉丁语成为学术用语,承担起知识界“工作语言”或者“世界语”的地位。英国学者大卫·克里斯托的专著《当英语成为世界语言》中,全书都在论证英文成为全球语言的来龙去脉。迄今英语是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等国母语,也是世界上其他70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第一外语。今天中华文化“走进去”,首先要走进英语文化区。

除去英语,联合国官方语言也锁定了另外几个中文以外的大语种,法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以及俄语。

此外,由于殖民地的历史,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德语等语言也都覆盖一定的国家,形成一定规模的语言文化区。就使用人口而言,印地语、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也都是大语种,但由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都是前英属殖民地,作为中国文化的目的地而言,总体上可以归入英语文化区,不必单独列出。

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来重新认识和划分世界,按照语言文化区来予以区别,才能为高度依附于汉字的中华文化辨别出相应的文化去向,建构出主要“走进英语文化区并逐步走进法语、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葡萄牙语等语言文化区”的顺畅逻辑,让中华文化不仅走到外国民众所居住的国家,而且要走进外国人日常使用的语言,实现中华文化地理到达之后的心理到达。   

2什么走进去:从文化呈现到文化内核的升级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层次丰富。如果把中华文化分为呈现性的外观和核心性的内核两个层面的话,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经针对比较直观、易于呈现的文化要素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展,如教育、艺术、习俗、科技、建筑、服饰、美食等。这些内容是直观的、可体验的、显性的、浅层的,属于行为体系,分门别类均有具体媒介可以依赖,有的已经逐渐摸索出具体、明确的实现路径,如中华武术、中华美食、中国园林等已轰轰烈烈在全球广泛传播多年。

2017年1月,我国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第14条“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中针对中华文化的海外呈现做了详细的指导,涉及多种类型和样式,并提出“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的总体思路。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体中,个人层面的人员配置特别提到“华侨华人、文化体育名人、各方面出境人员”,机构层面除了已经纳入的国家各机构,还专门列出了“我国驻外机构、中资企业、与我友好合作机构和世界各地的中餐馆等”。

然而,中华文化呈现上的热闹并不能掩盖部分海外受众对于中国文化核心内容、或者说文化内核的无知或偏见。无论是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评价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还是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都说明仍有人对于原发于中国的哲学和思想缺乏了解。这些言论揭示的严峻现实是,时至今日,众多的中华文化内核仍然没有清晰准确地为西方知晓。

中华文化的内核是一套知识体系,是隐性的、深层次的、决定性的,包括哲学、价值观、美学等,主要依附于中文的文字体系,存在于中文世界,其整理、提炼和转化还远远不能满足面向全球的“走进去”战略需求。同时,其也是习得性的,不通过长期认真的学习,无法打开其瑰丽的宝库。中华文化内核起码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两个类别,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治国理政智慧体现在制度、伦理、天下学说等。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本土语言中没有“仁”“孝”“礼”“心”“天”“天下”等中华文化原生观念及相应词汇,导致与之相关的中华思想无法在相应的语言中得以准确表述。这不仅仅是翻译的不对称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化折扣这么简单,而是由于早期引进时底层概念的缺失或误导,致使其他语言区受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产生一系列偏差。最早将中华文化内核介绍到西方的耶稣会士,学习中华文化的根本动机并不是将中华文化传出去,而是要将宗教内容宣教进中国。在缺乏工具书学习汉语的条件下,本身具备的长期宗教训练使得他们在译介中华文化时具有浓重的天主教底色,潜移默化、主观地将许多中国的基础哲学观念基督教化,时至今日仍挥之不去,极大地阻碍了今天中华文化在全球被认识。

简单追踪“儒家思想”这个汉语概念的翻译和传播史,上述影响可见一斑。耶稣会士最早登陆中国的地方是今天的澳门,其中柏应理根据当时当地读书人发音把“孔夫子”音译为拉丁语的“Confucius”,并正式用这个译法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了拉丁语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

自此,西方开始了解来自东方的孔子及其思想。中国学者陈怀宇考证了其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文单词“Confucianism”最早出现在法文、而后到英文、最后才出现在德文中的历程:“英国学者巴雷特推测Confucianism一词在英文世界最早出现于1836年德庇时的著作,而我发现早在1826年出版的英文作品《自然之书》中即出现了该词。”陈怀宇文中提到的德庇时爵士是著名的汉学家。遗憾的是,回译成中文应该是“孔夫子主义”,这与本意“儒家思想”相去甚远。

当时以及其后诸多传教士汉学家们在完成第一轮儒学思想的全球传递的同时,也为自己世界围上一圈来自拉丁语的“界限”、堵上了一块天花板,最令人无奈的是,这种局限以“误导”的形式遗憾至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精通英语和汉语的知识人开始强势介入西方当代儒学研究,以美国夏威夷大学比较哲学家安乐哲、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家罗多弼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精通汉语古文的英文(甚至多语种)知识人也开始反思传教士留下的儒学研究遗产对英文的影响,有人开始讨论将儒家思想另译为更加准确的“Ruism”的可能性。

1990年,美国哲学家罗伯特·伊诺在《儒家对天的创造:哲学及对礼教的捍卫》中首次使用了Ruism,并指出,“Ruism是个不可爱的东西,但至少形如其声”。至此,英文学术界逐渐开始较为正式地启用Ruism指代“儒家思想”。尽管Ruism回译成中文的字面意思是“儒主义”,也并非“儒家思想”,但传教士们留下的词不达意的困扰得到了部分缓解。

作为描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的用语,尚且经历了如此波折才得以“走进”当今的英语世界的哲学研究,其他深层次的概念、观念、思想、体系就更加需要在其他语言中进行再认识、再定义,以便逐步开启并完成中华文化走出去从文化呈现向文化内核的升级。   

3如何走进去:从文化传播到知识管理的升级

从上述“儒家思想”概念辗转通过拉丁语、法语到英语的“走出去”过程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要做到“走进去”,事实上需要努力的是文化教育,在实现路径上需遵循“跨文化知识管理”的模式,追求中华文化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再生、教育与应用。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信息科学与管理系教授马克·尼森2006年提出用动态知识来形容知识流的概念,指出知识流是包含知识转换、传递、共享、集成、再应用以及其他描述知识变化、运动和应用随时间变化的概念。他对知识流提出了一个视觉化的多维度模型,三个坐标轴分别是:生命轴,或者说成熟度,指知识从被创造指向被整合、被正式化、被分享、被应用以及被完善逐步加深的程度;显度轴,表示知识从隐形到显性的程度;到达度轴,指知识从个人、到集体再到组织的社会化程度。

马克·尼森,将知识流动拆解为社会化、外化、组合化和内化四个步骤。首先,某人或者某个人创造出某种隐性知识后,社会化流动将隐性知识在到达度的维度向群体层面推动;其次,外化流动反映了在群体层面上将知识显性化的过程;再次,组合化流动则是指显性后的知识在到达度维度向组织层面运动,这一流动比较快速,因为此时知识是明确的、传递是快捷的;最后,内化流动使得只是在组织层面上从显性形成一种集体性的隐性。这如同一个班的小学生同时掌握了某种运算,作为知识在这个班级集体里变成一种隐形的共识。马克·尼森同时指出,一个反向的社会化流动,即隐性知识从组织反过来转移到具体的个人,完成一个循环,知识最终被学习者吸收并被固化。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从德国“走进”中国的知识,那么其知识管理过程就为中华文化“走进去”提供了案例。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振聋发聩地宣告了共产主义的理念,通过个人写作,天才般地完成了从隐形知识认识到诉诸笔端的知识创造工作(A)。

继而,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向中华文化区(A—B)的社会化流动过程。通过来自不同渠道的人际学习、公开出版物以及共产国际内部学习、传递,马克思主义“走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文报刊首次正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之名并翻译马克思主义,始于1899年(清光绪25年)2月下旬的第122号的《万国公报》,其上登载了由李提摩太摘译、我国教士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其中用100余字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关于资本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化的(B—C)外化流动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从日本,蔡和森从法国,瞿秋白从俄国陆续将存在于日语、法语、俄语以及英语、德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开始发挥知识的强大力量。

紧接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中华文化内部、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组合化流动(C—D),创造性地通过“支部建在连队上”进行组织保障、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每一个成员,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改造力量,进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D—E)在中华文化中的内化流动,实现马克思主义“走进”中华文化的全过程。

借助上述模型及案例可以看出,中华文化要反向走进某个文化区,与上述过程高度类似,要在该目标文化区中完成从显性到隐形、从个体到集体、从创造到精炼的若干循环并进而稳定为目标文化区中的知识的过程。中华文化要从“走出去”升级为“走进去”,不仅要延续文化传播的思路,还要启用知识管理的方法论。   

4谁来走进去:从模糊主体向枢纽人才的升级

中华文化走出去主体是多元的,政府体系、各种量级的企业群体、众多社团和个人,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走出去主体群,正面意义是形成了浩大的声势,不足之处在于主体显得模糊。纵观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漫漫历史,起关键性的战略枢纽作用的角色是所谓“双文化知识人”——同时熟识中外两种文化的知识精英,他们具有双文化背景,对中华文化、某外国文化均具有较深入理解,以双语为工作语言,充当“文化中间人”。他们是一种文化人才,中华文化走出去不管是“送出去”“取出去”和“抬出去”均依赖他们为中介,只有他们能从中华文化中提炼出世界各国均共同认可和接受的那部分“最大公约数”。

知识本来是基于不同语言、存在于不同文化之中的,实现文化之间、或者说语言之间的知识交换,靠的是双方知识人的共同努力,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其中掌握双语的知识人。纵观中外知识的融合史,不论是外国知识的中国化、还是中国知识的外国化,都只发生在双语知识人出现以后。

关于中外知识交流中知识与知识人(尤其是双语知识人)、普通受众之间的关系。中国知识人通过复杂的脑力劳动创造中国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介绍给中国人,识字的那部分中国人中最终有一部分寒窗苦读,也成为知识人中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人被动接受知识人的影响。这表明了中国古代知识人创造知识、把握文化主流的状况。中国知识要被外国人接受,只能靠中国和外国既精通中文、又精通外文的双语知识人。

第一位向西方介绍并翻译儒家经典的传教士是来自西班牙的高母羡,他在菲律宾传教时翻译了元末明初中国人范立本编写的蒙学教材《明心宝鉴》,后由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神父带回西班牙呈送给菲利普二世。罗明坚是真正在欧洲最早翻译出版儒家经典的第一人他的《大学》被收录在1592年出版的《历史、科学、救世研讨丛书选编》中。利玛窦1593年翻译了第1版的拉丁文《四书》。耶稣会士在中国开创了中华文化被“取出去”的第一次高潮,成功恰恰开始于他们学习汉语的同时尝试过一种儒生般的生活,这种身份上的双重归属和语言上的双向优势,正是双语知识人最大的特点。自此,一批来自西方的汉学家开始将儒家思想带向世界。

另一双语文化中间人在世界文化交往中起到突出作用的例子发生在晚清。当时,中西方思想开始了一轮大融合,精通双语的中国知识人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对话和相互“走进去”。如果说严复等人代表了从西向东的知识搬运,将大量英文知识推介到中国,那么辜鸿铭则是从东向西介绍中国知识的领军人物,用英文向世界介绍了传教士话语体系之外的更加真实的中国知识体系。这期间,外国的双语知识人也不胜枚举,他们与中国的双语知识人一起,共同促成了近代中西文化的融合,试图帮助中国走向现代性。

总体而言,中华文化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在目的地界定上,应完善国别策略,以语言为区格标准,以语言文化区为走进去的对象和目标;在内容规划上,不能满足于只着手易于引起对方兴趣和关注的呈现性的中华文化,而要将重点集中在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核,即中华文化中那些重要的、原创的、独特的基本观念和思想上;在统筹办法上,要在继续加强文化传播的基础上,将中华文化作为知识提升进行全球管理;在人才配置上,则要重视双文化知识人的重要枢纽作用,并大力培养此类人才。(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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